发生于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已过去40年了。经时间的沉淀，许多与“九•一三”事件相关而鲜为人知的人和事、陆续见诸报端，进入世人的视野。其中，时任空军飞行员的康氏族人康庭梓，就曾亲身经历了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 当时，康庭梓年仅32岁，是共和国空军第34师即专机师1００团3大队8中队即唯一的三叉戟中队的中队长、林彪256号专机的第二副驾驶、正连职干部。他是林彪256号专机机组的九个成员之一。 康庭梓幸运的是，256号专机强行起飞时，机组九名成员，时任专机师副政委的机长潘景寅只通知了主管机械师李平、特设机械师邰起良和机械师张延奎与他一起上机，没有让第一副驾驶、团副参谋长陈联炳和康庭梓及空中通讯员陈松鹤、空中领航员李成昌、空中女服务员魏秀玲，结果康庭梓等五人鬼使神差躲过了死亡之神，如果他们上了飞机，也一样成了荒漠孤魂。康庭梓不幸的是，他赶上了“九一三”事件，这个晚上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康庭梓生于1939年，河南巩县（现县级巩义市）人，出身贫寒。自幼学习勤奋。1959年高中毕业，赶上空军在河南招收飞行员。他报了北京航空学院后，同时参加了招飞体检。因不愿让一贫如洗的父母再为他的学费奔走，毅然当兵。当时飞行员每月有七元钱的津贴，这对一直是穷孩子的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1959年的8月10日，他去了空军预校。在走了5天以后，家里接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航校那时不讲学历，直到80年代，才补发了大学本科学历证书。 康庭梓在航校学会了飞两种飞机，在同批学员中飞得最快最好。1964年，康庭梓以学员班长的身份，带着空军六航校15期的41名少尉飞行员来到专机师。专机师以前是独三团，1963年10月才扩编为专机师。 康庭梓在专机师工作期间，结了婚，有了孩子，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工作上康庭梓勤勤恳恳，他只请过一次假回过老家，因为母亲患青光眼。飞行员法定的年年有疗养，他因为忙，只疗养过一次。 几年飞下来，他熟练掌握了苏制伊尔-14和伊尔－18。又改飞三叉戟。 1969年，巴基斯坦改用波音飞机，所以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买进4架二手的英制三叉戟，编号250、252、254、256。256号三叉戟原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座机，这几架三叉戟是中国当时最好的飞机，性能好，飞得又远，可以从北京直飞海南岛，不用像其它飞机半路要落地加油。中央首长们都爱坐。在那个历史时期，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专机组的成员， 负载着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是组织上的信任，是自己能力的体现。 在康庭梓的记忆里，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个周末是正常的、平静的。那是在9月12日下午6点10分左右，他还在空勤灶吃晚饭，晚餐吃的是蒸饺，这时值班人员进来了，点着他的名字喊，快回去，有紧急任务。康庭梓扔下饭碗，跑步到了团会议室。在接到紧急任务的命令之后，全体机组成员立即行动起来。　  准备就绪的256号三叉戟静静地等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停机坪上。7点半钟，一辆蓝色的伏尔加驶入了机场，从车上走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随行人员。林立果带的人中，除刘沛丰、程洪珍（空军党办副主任）外，还有两个女兵。19时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康庭梓回忆说能看到林立果和刘沛丰坐在茶几的两边在那说话。北京到山海关300公里的航程飞行了半小时就在在山海关机场安全落地。林立果走后，机组例行公事，对飞机进行检查，开总结会。会开完后，已经是11点了，机组人员都抓紧时间睡了，很快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睡梦中，康庭梓被一阵急促的“嘭嘭嘭”的砸门声惊醒，就听调度室主任喊“首长到机场了，快快快起床！” 事后得知， 12点时，潘景寅接了个电话，命令那个调度室主任，马上给山海关车站要油车，开始给飞机加油。然后潘景寅悄悄叫起三个机械师上了机场。。     林彪的红旗车到了以后，康庭梓当时没看到。     :当时场面虽然混乱，还是有人观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听调度室主任讲，他是接到邰起良打来的电话说“首长都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他才知道机组中有人还没上机场，惊得他赶紧跑来砸门。 　 机组的5位成员几乎同时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蹦起来。 可是，康庭梓以紧急集合般的速度套上衣服时，就听见飞机发动机起动的声音。怎么会？他连衣服也没扣，就疯了一样冲出门。黑暗中，他看见机组的两个老同志陈联炳和陈松鹤跑在他的前面。 这个时候他啥也没顾，就赶快往机场跑。他满脑子当时想的就是，我们都没起床啊，机组都在这儿，谁把飞机开走了？！     正在这个时候，康庭梓看到有一辆中卡，上边全是荷枪实弹的部队，“咔嚓“一声就停在停机坪那了。有人喊，“开枪”；有人喊，“不准开枪”，乱哄哄的。 这时飞机已开始滑跑，还没等大家跑到跟前，专机已经滑动了。眼看着三叉戟沿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越滑越快，接着就嗖地飞上了天。因为飞机没像平时一样打开机翼灯，很快就被黑暗吞没了，只有越来越弱的飞机声还在耳边嗡嗡着。 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停机坪跑的几个机组成员全傻了眼，一时怔在那里。康庭梓身边就是领航副主任，很习惯地看了一下表：零点32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几个人想也没想，不约而同，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调度室跑，看看飞机往哪里飞？ 在调度室，他们也没搞明白。但他们总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个机械师。 　　9月13日下午，机组的5位成员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囚犯，都被海军战士严格看管起来。 次日下午，他们被押解回京，被关进了公主坟海军司令部大院西侧的平房招待所。一星期后他们又被秘密押送到西山的亚洲疗养院，交给了中央专案组。中央专案组把空军的、陆军的包括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凡是与“九一三”事件沾边的都“请”到这里。几天后，时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开始审问。就那么点事，问完了，再没什么说的。 　5位专机组成员在1972年春节被交回空军，由总政干部组成的专机师专案组继续审查。后来他们5人陆续被放了出来。服务员小魏1972年8月就走了，康庭梓到1973年6月出来，那3个老一点的到1973年底才放出来。 放出来还得参加劳动和办“学习班”，马拉松式地被审查了三年，总算盼来了最后结论。专机组5个人的政治待遇竟然还不一样，其中3名年龄大一点的结论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大概因为康廷梓年轻，他的结论少了“严重的”这个副词，只是方向路线错误。小魏是战士身份，所以“问题”最轻，没写上这一条，算干干净净。 康庭梓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卷进九一三事件中，更没想到会被关起来。 到1976年，部队转业10万，康庭梓家属孩子都在北京，为了离家更近点，就转业到了张家口，进了沙城拖拉机站修配厂，当车间主任，一呆9年。按规定，飞行员可以飞到最高年限55岁，可康庭梓的飞行年龄只有短短12年，他被迫转业的时候才37岁！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80年，跟“九一三”一样，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 1980年底，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谈话时，提到了“九一三事件”中的飞行员，他老人家认为是“好人”，而这个一锤定音的结论又被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1981年，坠机身亡的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的家属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其中“病故”二字显然与实际不符。据说，当时找不到别的“死亡证明书”，上级签发的时间催得又很紧，不得已而用之。 　　他们4人的问题解决后，专机师根据上级指示给5位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改结论，专门派人到他们各自的单位，从他们档案里抽出与九一三事件有关的那些材料，康庭梓“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文字结论也被宣布撤销。 1984年底，康庭梓以两地分居的理由调回了北京。四机部给的名额，到酒仙桥老伴的工厂，而且是以干部身份调回，在300多人的车间当党支部书记。后来康庭梓又调到宣武区税务局，以后又调到北京市国税局搞政工，当教育处长，直到退休。 　　他想写写九一三。1984年康庭梓回京后，开始找有关人士了解九一三事件的相关材料。他退休后，整理资料，采访当事人，勤奋笔耕，从空军专业角度写了大量的研究分析’九一三”事件的文章，散见在全国的报刊上，多篇发于《中华儿女》、《文史精华》两杂志，也有见于《航空知识》及《纵横》杂志。 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九一三事件回忆录》，受到党史专家们的普遍好评。 2005年，康庭梓作客于凤凰卫视，讲述他经历过的“九一三”事件。 查巩义康百万支系家谱，有康庭梓的记载。康庭梓从河南巩义一个贫家子弟，勤奋好学，成为共和国空军的优秀飞行员，而且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乘专机的驾驶员，可见他的飞行技术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这让我们康氏族人感到骄傲。今年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四十周年，我们对他致以深深的同情和安慰，真诚地祝福他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