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姓的根源，我们此前已通过出土文物、金文和《尚书》《史记》《左传》等诸多典籍及其注释，得出明确而清晰的结论，康姓得氏于文王第九子姬封（或叔封）在武王伐纣次年（公元前1045年）被封康城（今河南禹州），依“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古制，始有康氏，姬封才称康叔（或康叔封），康叔即为康姓得氏始祖。前1042年，因康叔参加平定三监之乱“扞禄父之难”有功，他又被王朝徙封于卫，成为周之东方诸侯之长“孟侯”，故又称卫康叔，司马迁为其传曰《史记·卫康叔世家》，就体现了这种家族姓氏的特点。由此，我们亦可清楚地认识到，其后出现的所谓“以谥为氏”说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让广大康氏宗亲更进一步坚信“康姓得氏于始祖封康城”的正确可靠性，我们再引用出土文物清华简《系年》的记述证明之。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收藏的由校友赵纯国2008年捐赠的出土竹简，经多位专家观察鉴定，公认是战国时期楚地“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清华简《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1700多年之后发现的秦代之前的完整史书，全篇分23章，其第四章记述：“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之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虎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瞏，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卫人乃东涉河，迁于曹焉立戴公申，公子启方奔齐。戴公卒，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归（？）公子启方焉，是文公。文公即世，成公即位。翟人或（又）涉河，伐卫于楚丘，卫人自楚丘迁于帝丘。”（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华书局2011年12月第1版，第144页）在那个用竹简记录的时代，能以如此多文字刻记历史事实，实属不易，对我们今天了解真实历史弥足珍贵。这段对卫国历史的记述，不仅佐证了《史记·卫康叔世家》的准确、真实性，并且还给予了某些细节的补充，更确凿证明康叔是初封于康城（康丘）、徙封于卫国的。简中虽未直言“康叔”，但言“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看，初封于康丘则确凿无疑。而且，简中所言周惠王十七年（即前660年）翟人伐卫，卫人被迫东涉河迁于曹及其后屡次迁都的史实，也正与我们依据《史记》及其他典籍所推算出的卫国都朝歌长达383年完全相符。

这里的问题是，《系年》所言“康丘”何以证明就是“康城”呢？《说文解字注》释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释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86页）可见，丘，又释为墟、废墟。《哀郢》：“曾不知夏之为丘兮。”《管子·八观》：“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由此可知，所谓“康丘”，就是以“康”标明的一处史上的旧墟，就战国时代而言，视为夏代遗留下的少康城之废墟，是合理的逻辑推测。《尚书·周书·康诰》是先于竹简《系年》记载康叔活动的较早典籍，其明确言：“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这段话不仅明确交代了康叔封贵为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的身份，说明他徙封卫国时还获“孟侯”之称，享有东方诸侯之长的权力，而且又向世人明示，在他被封卫国时周公之所以作《康诰》以诫之，显然其前已因“胙之土而命之氏”，徙封卫国时并未改其“康”，不然，何以不言“卫诰”呢？西汉孔安国曾在《康诰》下注曰：“命康叔之诰。康，圻内国名。叔，封字。”东汉马融亦注曰：“康，圻内国名。”而郑玄曰：“康，谥号（这也误导后人认为康姓“以谥得氏”）。”《尚书正义》唐孔颖达曰：“命之《康诰》，故以为命康叔之诰。知畿内国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国名，则康亦国名，在圻内，马王亦然，惟郑玄以康为谥号。”（《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02页）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宋忠曰：“康伯即王孙牟也，事周康王为大夫。”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按：“康叔子又称康伯，则康非谥甚明，旧说以为国名，是也。” 《史记·卫康叔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以上众多典籍都证明，《尚书·康诰》之“康”，是康叔因封地“康”而命氏“康”。而出土的战国竹简《系年》所记“康丘”，更为我们提供了“康，圻内国名”的铁证，也进一步确证我们的结论，康姓得氏于始祖封康城。带着对康姓得氏祖根地的神圣向往，我们曾多次前往此地考察祭拜，并请禹州市文博专业人士作介绍，在借助《民国禹县志校注》《禹州地名志》进一步确认这里就是文献记载“康圻内国名”的同时，更从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和作为“县文物保护单位”的康城遗址标识验证了“康圻内国名”的可靠性和可信度。现在，联想位于禹州西北16公里的康城遗址，那灌木与杂草掩映下的数十米黄土夯筑的城墙之沧桑，似乎在无言地向世人诉说，战国时代人所谓“康丘”之称，倒是更贴切地反映了曾经显赫的“少康城”已成废墟之颓败景象，更具时代沧桑巨变的历史沉重感。

如果我们对“康丘”的理解是合乎逻辑的，那么，细读《系年》，就能发现今人对这段出土文字的断句和“康丘”地理位置的注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我们先看此处的断句：“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照这样断句来读，我们会发现，“乃先建卫叔于康丘”，联系上文，显然难以讲通。“先建”什么？是“卫叔封”吗？而“卫叔封”又何以与“于康丘”相统一呢？而且，“叔封”是人名，“卫叔封”应是他徙封卫后之称，而此时断不能言“于康丘”。基于此，我们把这句话重新断句：“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这样一来，联系上下文，读起来就顺理成章了。“乃先建卫”，既符合“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之厚屏”的初衷，也符合其它典籍的相关记载。如《左传》定公四年言：“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而《史记·鲁周公世家》亦云：“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逐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依次断句，读后可以明白“乃先建卫”是成王、周公“以作周之厚屏”之举，而此时康叔已在武王伐纣后初封在康，故言“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为了便于治理“殷之余民”，才有“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之必然。这样，康叔初封“康丘”，徙封“淇卫”的史实就十分明晰。而且，在语法结构上，“卫”作“建”之宾语，“叔封”作“侯殷之余民”的主语，也更符合表达的逻辑。至于此处何以言“叔封”而不言“康叔封”，这显然与叙述者的视角有关，清华简叙述卫国之事，是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为加强殷地治理，“旁设出宗子”而“先建卫”开始的，既然叙说“旁设出宗子”，那么这位承担“旁设”“建卫”重任的“宗子”，必须以周王室至尊的文王之子的名号“叔封”称之。若以“康叔封”称之，就淡化了“宗子”的尊贵，违背了敬宗法祖的古制。因之，这里的叙述既突出了“叔封”的“宗子”之尊，也点明他从原封地“康丘”而徙迁“淇卫”的史实。可见，在宗法礼乐制度尚严的战国时代，《系年》作者称“叔封”的叙事是很严谨的。近年，杜勇、孔华在借助《清华简》探讨康叔始封地时，也觉得此处句读不妥，他们做了这样处理：“乃先建卫叔，（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遗民……”（杜勇、孔华《从<清华简>说康叔的始封地问题》，《管子学刊》2017年2期）其实，这样断句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了，战国人记载“旁设出宗子，以作周之厚屏”时，似乎也不该称“宗子”叔封为“卫叔”吧？不知杜、孔两位学者是否认可我们的愚见。

清华简所记康叔自“康丘”迁往“淇卫”的史实，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证明《史记·管蔡世家》的一处记载错误。《史记·管蔡世家》言：“武王同母昆弟十人……武王已克殷，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聃季载皆少，未得封。”这里的记载明确告知世人，武王克殷后曾有分封诸侯的史实，也可视为我们前面论述康叔始封康城、徙封卫国的佐证。然此处言“康叔封……少，未得封”，显然是司马迁的误笔，有悖历史事实。这种说法，不仅与《史记·管蔡世家》后文的叙事自相矛盾，而且也与《史记》他处的记载相抵牾。《管蔡世家》在记载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功绩后，又言“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这里言“康叔封为卫君，是为卫康叔”，清楚表明了封地与其称谓的关系，那么本于姬姓的文王之子叔封，如果没有在武王伐纣后受封康城，又何以称其为“康叔封”呢？这是同一文中的自相矛盾。而在《史记·周本纪》的叙事中，亦出现了与“康叔封……少，未得封”相悖的记载。《周本纪》具体记述了武王伐纣胜利的次日，在商纣宫举行革故鼎新大典的场面：“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并言武王西归后，“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试想，在周王朝如此隆重庄严的大典上，“卫康叔封布兹”，可承担如此重要角色，他一定是参加了牧野之战的有功者，绝不可能是“少”不更事随军玩耍的孩童，更何况武王西归“封功臣谋士”时“余各以其次受封”呢？还有，《左传·定公四年》有言：“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弟无官，岂尚年哉！”指出武王当时是以德封其弟的，也否定了康叔未封的记载。很显然，《管蔡世家》所言“康叔、冉季载皆少，未得封”之说，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司马迁记载有误。《史记》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的煌煌巨制，出现这样的纰漏在所难免，我们指出这里的笔误，丝毫无损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光辉，只为进一步确证一种历史事实：叔封始封于康城，方称康叔封，始有康氏；其后徙封卫国，故又称卫康叔，因此康姓人奉康叔为得氏始祖。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也发现清华简整理者对“康丘”地理位置的解释值得商榷。清华简注释康丘“其地应在殷故地邶、鄘、卫之卫地范围内，故康叔也可称卫康叔”。（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华书局2011年12月第1版，第145页）我们觉得，释“康丘”的地理位置“应在殷故地邶、鄘、卫之卫地范围内”，显然与简文所述之意不符。依逻辑常理，若“康丘”在“卫地范围内”，简文何以自相矛盾而言“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自康丘迁于淇卫”的明确叙事，就是对这样解释的断然否定。试想，在那个交通不便、通讯落后的时代，怎能在如此近距离的范围中还要迁移折腾呢？而且，从词义而言，“康丘”显然是一个具体地名的指称，“淇卫”则是一个地域的指称，既言“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亦足见“康丘”不在“卫地范围内”。我们注意到，杜勇、孔华的《从<清华简>说康叔的始封地问题》一文，通过比较、辨析和充分论证，最终的结论是“前贤以为康叔始封于康，其地在成周东南即今禹州与汝州之间、颖水以北，仍是最合理的推测”，即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北16公里的康城遗址。由于康叔初封地“康丘”是位于禹州附近的康城遗址，这里与“淇卫”隔着黄河，尚有一段距离，“以侯殷之余民”显然不便，故“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言至此，清华简整理者所作的“康丘”注释，是否应该适时作出补正呢？

有清华简这样战国时代的文献资料证明康姓得氏于始祖封国康城，那么，后世所谓以“谥”得氏的说法就显然站不住脚了。目前，在我们看到的有限典籍中，有康姓以谥为氏明确记载的，是在唐代。唐时林宝《元和姓纂》有言“康，卫康叔之孙以谥为姓也”。到宋代，郑樵和邓名世皆沿袭林宝的提法。郑樵《通志·氏族略》：“康氏，姬姓。卫康叔支孙以谥为氏。”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康，出自姬姓，周文王子封为卫侯，谥曰康，支孙以谥为氏。”唐宋时代姓氏典籍中这些叙述，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后人，进而误导某些康氏支系将“康姓以谥得氏”写入族谱中。今有清华简《系年》这样的出土古籍作证，我们当更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康姓得氏于始祖封康城，断不可继续以讹传讹，再秉持“康姓以谥得氏”的观点了。

可以说，作为出土文物，战国时期的竹简记载具有更贴近那个时代的真实性、可靠性。清华简关于卫国历史的记载，使我们更坚信近年来关于康姓得氏根源探讨的合理与正确性：康叔初封康城、徙封卫国，康姓得氏于始祖始封康城，是“胙之土而命之氏”。

    (作者：康心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