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戊戌变法为界，可把康有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康有为是改良代表人物， 顺应时代潮流，值得肯定；而后期的康有 为成为保皇派代表。因之，否定者有之， 批判者有之，揪斗者有之，甚至于有的书 籍把它定性为反动派头目。对此，吾不敢苟同。后期的康先生是否成了反动派代表， 值得我们探讨。我认为，后期的康有为是一位历史的落伍者。原因如下：

一、从概念内涵上看

勿庸质疑，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动派的概念是很明晰的，即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 在《愚公移山》中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号召人们发扬愚 公精神，挖山不止。在“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名脍炙人口的歌词中，我们能看到它们的狼狈丑态。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定性反动派：对内奴役镇压人民，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代表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中国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对象。因此，纵观后期康有为的言行，显然不符合反动派的概念定义。

二、从阶级立场上看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从这一点看，康有为虽然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却始终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而民族资产阶级在近 代史上属于人民大众范畴，而非统治阶级。 它自身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因为它们多脱胎于封建主义，因此，不可避免地 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能因之将这方面视为反动性，一棍子打死。毕竟，他们与反动势力不能同日而语。

三、从活动本质上看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后期的康有为活动的本质是宣传君主立宪制，并未加入反动派营垒。他写《答南北 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革命派论战；向段祺瑞政府上书，请求定国教为国教；参与张勋复辟；不满袁世凯驱逐清帝出宫；反对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临终还在写感谢皇恩的奏折。这只能证明康先生的忠君保皇思想根深蒂固。这一方面源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其祖上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而受到清室奖赏；另一方面，源于他从小受到的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表面上他与封建余孽同流合污，实际上他仍固执己见，主张君主立宪， 既反对专制又反对革命。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奴仆，而是一个“傲奴”（曾国藩语）。 其本意是能通过皇帝来推行自己的主张， 开议院，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走日本 人的路，变法图强。因此，他虽然频繁活 动于遗老遗少、皇亲国戚之间，但其真正目的是为施展抱负寻找用武之地。但历史无情，正如孙文所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虽为“眼 中战国成争鹿”的中国开出了一味方剂，但因逆历史潮流而运动，因此当了替罪羊， 成了诸多事件的牺牲品。古语“宁犯天条， 不犯众怒”“识时务者为俊杰。”根据世人恨乌及屋的心理，康有为成为众矢之的的“反动人物”也在所难免。

四、从历史环境上看

康有为是思想家、文学家，更是社会活动家，他是变法图强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比较早期维新派和后期的空谈家都是一大进步。他的思想主张及宝贵尝试都是 近代中国人民探索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的主张有其进步性，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借鉴意义。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道路在英国、日本行得通，但在中国行不通，可谓同途而殊归。这并非说明康有为自身反动、没落，而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康有为有其历史局限性，这是由他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和自身的认识决定的。由其活动的初衷及言行看，他与反动派有严格的区别。我们不能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和行动一概斥之为反动，也不能将历史上曾经反对革命，拥护皇帝的人一律视为反动派。否则，将会犯主观主义的“左”的错误。康有为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不失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探索 强国之路的宝贵财富，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作者：康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