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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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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浏览: 次 日期:2022-11-01

   与其说我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倒不如说是在饥饿中煎熬过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整个国家生活都很困难,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各家各户的铁器都拿出去炼铁。生产队成立了集体伙房,每家餐桌都编上了桌号,不准乱坐。家家户户的粮食都被生产队搜走了。在搜查时还好母亲藏了一小瓷缸粮食,埋在了床头桌子底下。

  刚开始集体食堂还有饭吃,但没几个月收上来的粮食就吃光了,这时只能靠国家供应粮。国家供应的是发了霉的地瓜干,每人每天大概是4两。由于那时没有化肥,生产队种的小麦、大豆亩产才100多斤,除了留种子、交公粮外所剩无几,所以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白馒头。

  到了1960年,黑地瓜干也不够吃了。大家只能靠吃野菜、榆树皮、地瓜茎、湖草,从坑里捞上来的树叶充饥。吃了这些东西,一到半晌,嘴里直淌酸水,难受极了。我有时候饿得实在忍不了,母亲就拿出埋在地下的小麦用砂锅煮一点。

  为了填饱肚子,我跟随大我3岁的叔伯哥到黄河西的阳谷县地域挖野菜,到地里捡地瓜、胡萝卜,那边的生活比我们这边稍微好点。一天,我们在一个场院找到了一堆人家削下来的胡萝卜顶。这些胡萝卜顶经过一冬天的冷冻,到了春天就变得酥脆。我们把这些胡萝卜顶吃到嘴里,甜甜的、脆脆的,那时候感觉这就是世上最美味的东西。我们兴奋地高呼:“我们真幸运,捡到天然饼干啦!”有时候父亲从公社石灰厂回家时,会带回两个地瓜干窝头,这对年幼的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改善生活了。那时总想父亲天天回家多好,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回来的窝头也是他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还有一次,我跟随本村金老太太母子,到斑鸠店子路修黄河闸工地上买玉米面饼子。饼子六毛钱一个,我也想买一个,但兜里只有三毛钱买不了,金老太太娘俩买后没舍得吃,也没让我吃。我就这样空手跟着人家回来了,感觉心里酸酸的。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钱的重要性。当时我才9岁,就有了要赚钱的意识。因当时食物及各种商品都很紧缺,我听说聊城地区的关山供销社商品比较全一点,就步行走了三四个小时到那里进货,买了几十只圆珠笔芯,又买了5本儿童画册。回来后在银山集上铺上了地摊开始营业。每根圆珠笔芯加3分钱,画册每本加5分钱,赶了两个集就全卖光了,我记得一共赚了一两块钱,这是我有生以来挣到的第一桶金。

  卖了几次文具后,我发现卖食物利润大、挣钱多。就从黄河西的张秋集上买来熟地瓜在当地卖,每次买来的熟地瓜我都挂得高高的,恐怕弟弟够到偷吃。我也卖过花生,那个年代食物不准私人卖,只有供销社才让卖。当时银山市场管理所有两个非常认真的市管员。一次我亲眼看到市管员逮着一个卖鸡蛋的老太太,市管员二话不说伸手就拽鸡蛋篮子。老太太抓着篮子死活不松手,结果老太太被拉倒在地被拖两三米远,最后鸡蛋还是被市管员拿走了。老太太心疼得大声哭着喊:“我的鸡蛋!我的鸡蛋!”

  我卖花生时,也被市管员拿走一次,好在我们村里在市管所工作的王叔帮忙给要了回来。有了这次的教训,我的花生摊上只摆一小部分,其他的藏在一边,卖完后再往摊上拿。记得有一次我让弟弟看管藏起来的花生,回去再拿时发现少了一些,我问弟弟怎么少了,他说不小心让羊吃了两口,我猜到实际上是他吃了。就狠狠地批评了他。后来想想很后悔,他还是一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小孩子看见好吃的能忍住不吃吗?

食物不让卖了,我还想挣钱,就和我队的方明哥商量着自制小孩春节燃放的烟花棒(本地叫滴答机),他很赞同。这个产品工艺简单,原料好找,有纸张、木炭、硝就行,技术不会向人家请教,原料筹备齐后就开工了。做出的产品很成功!我们两人相视而笑,有一种满足的成就感。春节到了,我们的产品开卖了。一把十根的卖5分钱。一个春节下来,我们每人挣了几十元钱。

每到夏秋季节,我还要到山上挖药材、拣知了皮,然后到收购站卖钱。记不清是哪年,在集市上,我花6块5毛钱买了只小母羊。一开始拴着养,后来也不拴了,因家后就是荒山。白天它上山吃草,晚上自己回家来,几年下来它繁殖了6只小羊,成了一个小羊群,能值上百元了。

  那个时期的孩子生活虽然艰苦,但多数都知道帮家做家务活,比如夏天割草、冬天拾柴禾、扫树叶。因父亲在石灰厂上班,母亲在生产队劳动,家里的用水就由我来挑。我家在山坡上住,水井很深,必须用轳辘摇水。那时年龄太小,一人摇不动也担不动一桶水,每到打水时就和邻居同岁的伙伴合伙干,两人一同摇轳辘,摇上一桶来二人抬,打满一家的再打另一家的,有时两家缸都打满后我们二人也喝二两兑上水的醋,吃根咸菜条,那时候想着要是有花生米配着该多好啊!但那个年代,粮食都不够吃,更别说花生米了。我们俩喝着醋,碰着杯,学大人划拳,那是我孩童时期劳动之余最大的乐趣!  

(康云典,山东省康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